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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前门拆迁记录:民众住洋房过贫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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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17 21:58: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出了前门,到哪安家?
  什么人高兴走

  什么人不高兴走

  什么人想走也走不了

  住在草场六条的赵师傅,这一年多一直看着胡同里的变化:有的人高高兴兴地乔迁了,有的人悲伤地搬走了,有的人想搬走也走不了,有的人再怎样也不想离开。

  前门胡同里故事的复杂程度比得上任何一部大部头的小说。北京社科院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显示:两个地区共约10万人口。公房(北京市房管部门的房)、单位房、私房,各种产权关系纠缠在一起;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和现实,发展和保护互相撕扯,标准租、经租房,种种历史的沉案使问题更为复杂化。

  但是,所有复杂的事,在赵师傅的眼里都很简单明了。

  高高兴兴搬家走人的,多是在外面有房的、把户口还留在公房里或因历史原因未腾退私房主房产的人,拆的不是他们家的房,还得了补偿款,几乎是白拣了一笔钱。

  走得不痛快的,多是在外面没有房的,这些人有住公房的也有住私房的,居住面积小,补迁补偿款不够买新房,有的甚至是想走也走不了。

  这当中,还有再怎么也不想走的人。他们在胡同里有祖辈留下的房产和家族的情感,他们不能也不愿丢下自己的家。

  租住公房、单位房的和私房主在前门、大栅栏的比例各占30%。身为私房主的赵师傅看到,租住公房的,在拆迁签字的同时,只要和房管部门签一个合同,就以每平方米135元的价格,从房管部门买到产权,由房屋的使用权人,变成和他一样的产权人,享受和他这样的私房主拆迁补偿待遇,心里有些不平。

  大家都一样,一样的补偿款,一样的离开前门的结局,并且他们关心的事也是一样的:胡同外面的房子和高涨的房价。

  早上赵师傅出来遛鸟,一边晃着鸟笼一边和街坊议论着房子:

  “只能上房山,或者燕郊了,那儿4000多一平方米。”

  “是啊,赶明儿遛弯,一不小心,遛河北省了。”

  “呵呵。”

  笑声里有一点辛酸。

  “打游飞”

  “房虫子”活跃在胡同里。“房虫子”是胡同里的居民对“游走型”房产中介的称呼。

  好点的“房虫子”有一间、半间小房儿支一个办公桌,差点的就在胡同里宽敞的地方支一个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房源的牌子,更不济的在墙上贴一张小广告就走,于是满胡同里都是这样的广告。

  大栅栏煤市街改造工程、前门东侧路西片区拆迁的,是采取的货币补偿;前门东侧路以东的,承诺在东南二环、三环之间的弘善家园安置,但安置房的建设周期是三年,在房子建设好之前,居民需要自己找房周转,费用自理。

  那么多户人家需要在短时间里集中买房和租房,再多的房虫也有生意可做。

  郭春英和丈夫孩子哥哥嫂子及自己的老母亲在上草场六条6号院租住两间公房。2006年6月20日,郭春英拿着40多万的补偿款,带着72岁的母亲,离开了她居住了40多年的院子。

  她在玉蜓桥附近以每月2000元租了一间2居室安置下母亲——一家人分做两处,母亲、她和她儿子住出租房,丈夫回自己父母家,因为出租房实在太小——然后开始奔波着买房。

  当手里捏着的拆迁款和市场的房价比较时,郭春英傻眼了。

  刘家窑72平方米的二手房,47万元。位于广渠门的80平方米的二手房,57万元。

  郭春英从城东到城西,城南到城北,跑了不下几十处房,从6月到10月,再回头看曾经去看过的房子,更傻眼了。

  刘家窑72平方米47万元的二手房,已经涨到了62万元;广渠门的80平方米57万元的二手房,涨到了72万元。

  再看新房,离前门不远的新世界从年初的一万出头,涨到了一万七;新景家园从年初的七千多,涨到了一万二。

  “你眼看着手里的钱在‘哗哗哗’地变毛,越来越买不到房子了,心里那个发毛啊!”郭春英在不停地问记者,“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郭春英居住的上草场六条不到100平方米的院里,住着5户人家,平时拥挤得“晚上放个屁对面人家都能听到”,这次拆迁走了4户,一户是在外有房的,院里的房子长期出租,另外三户,现在都在外面租房。“买不起啊,几十万的空档,就是天文数字啊。”郭春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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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17 22:15:45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些收入对于王德明来说太重要了,他从43岁知青返城后就无业,一直靠妻子的工资生活,妻子退休后,只有800多元的退休费,现在靠这个小店养活自己没有问题了。

  但是,小店才开了一年多,这里又要拆了。拆迁补偿费加营业损失费再加提前搬迁的5.5万奖励费,一共拿到了27.8万元。

  “这一拆等于把我的饭碗也砸了。”王德明沮丧地说。

  煤市街是前门地区的繁华地段,这里的临街房屋做生意都比较早,有70%、80%的人将自己的房子对外出租或者自己经营,一拆迁,大多数人就断了一份生活来源。

  王德明现在一年需要交物业费3000多,取暖费4400。这些费用全部都由他的儿子承担。儿子28岁了,明年就要结婚,王担心,儿子承担另一个家的时候,是否还有能力承担他的养房子费用。

  拆了三处房,才买得起一处房,买了房却又养不起房。孤立地看,王德明的故事似乎有些极端。但前门、大栅栏地区“王德明式”的家庭不在少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课题组的调查数字,是一个很好的注解。

  《北京城区角落调查》对居住在前门、大栅栏的街坊是这样描述的:“离退休、内退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在校学生、从事家务劳动等为主,占71%,他们中是困难边缘户多、失业户多、残疾人多”,“平均工资每月1000元”。

  住在草场六条41号的杨先生说自己在国企工作,一辈子挣的钱,不过是8万元。

  他将自己的一生分为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当了十年的二级工

  ,一年挣400-500元;第二个十年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工资涨到每月60-70元,还有每月为数不多的副食补贴,10年间大约挣

了1万元;接下来的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十年,一月挣200多元,十年收入是2万-3万元,而到1990年代后,收入增加了,他也下岗内退了。

  “不拆还有个屋住,拆了就没地方住了。”杨先生总结说。

  “我现在是住着洋房,过着贫民生活。”王德明的总结是,“居住条件是上去了,可生活水平下降了,典型的因拆致贫。”

  其实,说这话时王德明的心情很复杂,他是眼看着周围房价飞一般地涨起来的,他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庆幸自己早买了这处房。

车警官出前门记

  □本报记者 南香红

  一年多来,车金鼎一直受到两股力量持续的、无间歇的撕扯。一个是自己家居住了几代人的老宅要被拆迁,另一个是北京市场上不断飙升的房价。

  作为车家唯一的男性继承人,他必须想办法保住从祖父一代传承下来的老宅;而作为一家之主的他,得在老宅消失之后,为一家人找到一处房子安一个新家。

  国庆节前夕,他将刚刚得到的拆迁补偿款加上家庭积蓄,凑足了100多万,购买了位于北京二环之内的一所二手房。

  当把那100多万的存折过户到另一个人名下的时候,他的心脏抽搐了一下。两种撕扯的力量骤然停止。

  他的位于北京前门小江胡同9号的3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没了,他一生所积下的钱没了。

  守 房

  当2005年11月20日“崇国土房管拆告字(2005)第10号”红头公告贴在胡同口上的时候,车警官看到上面写着北京天街置业有限公司已经取得了拆迁许可证。“小江胡同9号” 赫然在目。

  小江胡同9号是占地300平方米的一进小四合院,是车金鼎的祖父在解放前用价值2000块大洋的小米和洋布买来的,为此倾全家所有并向三个人举债。在这个宅子里车金鼎的父亲生下了6个女儿和老幺儿子车金鼎,车金鼎又在这里结婚生下了自己的儿子。

  公告贴出不久,北京市属媒体披露了崇文区前门危改的“新思路”——“人房分离”,“即老百姓搬出以后,先将房子封闭保存起来,由文物专家鉴定以后,对有价值的保护、需修缮的修缮、需更新的更新”。

  车金鼎知道一股巨大的力量从高处快速滚压下来,而他,作为父亲传承的这个家族的唯一男性继承人,必须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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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17 22:19:14 | 显示全部楼层
  走出“拆迁经济”

  □王 军

  拆迁拉动的内需

  据北京市统计局2003年的测算,在执行现行拆迁政策的地区,回购住房居民平均每户需出资15万至18万元。北京市政协同年的调查显示,外迁居民每户拆迁补偿款在10万至15万元之间。

  生活在危旧房改造区的多为城市低收入者,被拆迁后纷纷加入购房大军。在目前住房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他们多面对巨大购房压力,即使搭进全部拆迁补偿所得,也不得不背上沉重债务。

  2002年6月《北京日报》披露的信息显示,被拆迁居民对商品住房的需求量已约占北京市场全年住宅销售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已经成为市场中重要而且比较稳定的有效需求量。”

  2004年10月《中国经营报》载文评述北京房地产市场:“‘城中村’改造带来的是巨大的商机,一方面许多土地被清理成‘熟地’,给了众多开发商生意机会;另一方面,大量居民重新购房,又为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充足稳定的需求。”

  1991年至2003年,北京市共拆迁50多万户居民。2003年11月,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对房屋拆迁工作进行回顾时表示:“居民拆迁拉动了全市房地产发展,按经验数字拆1平方米旧房建3.55平方米新房推算,1991年以来仅拆除旧住宅房屋就拉动商品房开发建设约6060万平方米,加上20%配套住房,可达7200万平方米。”

  北京市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表明,2005年,第三产业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第三产业中发展最为突出的是房地产业,“十五”期间房地产业年均增速高达19.7%,高于第三产业平均增速7.4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2004年为58.3%,2005年为53.9%。

  房地产业被誉为北京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它的增长与城市拆迁呈正比发展。拆旧建新、拆低建高,成为一些城区的“经济增长点”,推土机的轰鸣声已从胡同、四合院向周围的楼房区扩散。被动性住房需求因此而产生,大量被拆迁居民负债买房的现实,暗示了社会财富的转移。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在今年1月新修订出版的《城市季风》一书中,描述了他所定义的“‘拆迁经济学’原理”:“大规模拆迁→制造购房需求→推动房地产开发→再拆更多的房,如此循环。拆得越多,需求越旺,房地产就越发达。这就是为什么用推土机开路,迫不及待地把大片历史文化街区和古老建筑夷为平地的经济原因。”

  “夹心层”的困难

  房屋拆迁关系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在目前的拆迁程序中,拆迁人位处分配链条的上游。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不对等的博弈,拉大了财富差距,不但使拆迁问题越发敏感,还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累积了隐患。

  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为房地产发展提供巨大机遇,由此拉动的内需帮助中国闯过亚洲金融危机。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层层分税的体制使地方财政约束变硬,财权与事权的倒挂使基层财政普遍倚重土地开发收入。

  由于不动产税尚未开征,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投入不能通过物业的保有环节回收,土地开发便成为回收的途径,大规模拆迁应运而生。

  通过拆迁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是政府公开的诉求,但在现行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商品住房三个层次构成的住房供应体系中,廉租房数量有限,经济适用住房只售不租,且供应紧张,导致相当一部分人既买不起房,又不够住廉租房的资格,成了政策的“夹心层”。

  今年5月国务院提出六条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措施,包括“合理控制城市房屋拆迁规模和进度,减缓被动性住房需求过快增长”,“加快城镇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规范发展经济适用住房,积极发展住房二级市场和租赁市场,有步骤地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北京市据此编制“北京住房建设规划”(2006年-2010年),将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列作了重点。日前公示的这项规划提出建立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政策性租赁住房三个层次构成的住房保障体系,扩大廉租住房保障政策范围,转变经济适用住房供应模式,由销售为主过渡到租售并举,通过收购存量住房和租赁型经济适用住房,作为政策性租赁住房的主要来源,以解决“夹心层”群体的住房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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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17 22:26:10 | 显示全部楼层
都是奥运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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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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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17 22:45:25 | 显示全部楼层
真不让老百姓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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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17 22:55:19 | 显示全部楼层
有钱有势 有势有钱 源于一个“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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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17 23:02:32 | 显示全部楼层
就是明抢,中国现在是富人的社会,穷人没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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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17 23:11:13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还没走呢!走不了的,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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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17 23:18:32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家好!

哪位可以告诉一下当时拆迁办的名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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