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妈妈调查：非婚生子无准生证难获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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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名未婚妈妈生子后因为没有准生证也无法提供提供生父信息及亲子鉴定证明，在给孩子办理户口时被拒绝，当地居委会跟街道、派出所协调多次未果。据媒体调查，这种情况在全国人数在增多，受制于传统观念和计生政策，这些人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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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未婚妈妈于军的家里。女儿悦悦抱着兔子玩偶，在听妈妈手机上的儿歌，这个4岁女孩喜欢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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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未婚妈妈于军的家里，她正在陪女儿悦悦玩耍。悦悦4岁了，因为没有爸爸的信息而始终上不了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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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隐秘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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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众的视线聚焦于那些举报贪腐官员的“情妇”、出没于网络间的炫富女等人物身上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人群中还有很多未婚妈妈，独自拉扯孩子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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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规定，婚生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在生活相对困难的未婚妈妈群体，她们守护着小生命的尊严，存留着对未来的期望；现实中，她们承受着道德、规章制度、情感、经济上的种种压力。网络里，她们互助互慰，抱团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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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有关我国“未婚妈妈”的总体数量，尚无机构或部门有过权威统计。专家认为，对未婚生育现象的关注亟待加强。同时建议，希望那些准未婚妈妈能冷静理性，不要冲动，要多为孩子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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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飞出生那天，北京大暴雨。生完飞飞，乔敏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电话传来浓重的贵州口音：姑娘，你是不是遇到朗个事嘞？你跟我谈嘛。
母亲说，前一天夜里，她和乔敏的父亲都做了奇怪的梦。
父亲的梦是：女儿掉进了粪坑里；母亲的梦跟那天的情景很像：乔敏奔走在暴雨里，“叫也不应，漫天大雨里就你孤单单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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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生活
未婚妈妈所面临共同的现实问题是：非婚生子没有准生证，问了几家公立医院都没法建档。魏兰最后联系到一家私立妇产医院。
因为非婚生育，所有的费用都无法报销，魏兰重复着乔敏早年的经历，对钱从来没什么概念的她，开始算计每一笔开销，“要为俩孩子的将来打算。”
作为过来人，乔敏在飞飞出生后，先是丢掉工作，几个月没收入，前几年的积蓄也消耗干净。
一个人带孩子没法挣钱，乔敏把儿子寄养到通州一户农家，每月1500元。她找了份包吃包住的工作，月薪也是1500元。
每月发工资的那天，就是乔敏唯一和儿子见面的日子，她一边摸着儿子的小脸蛋，一边把1500元交到农户阿姨手上。
一年后，乔敏把飞飞抱回自己身边，她觉得只有这样生命才完整。出去买菜，乔敏就用围巾把飞飞勒在身上。
算作超生人口，非婚生的孩子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落户。
飞飞的爸爸是北京户口。飞飞出生后，乔敏曾想着给飞飞弄个北京户口。
几年过去，户口一直没办下来。乔敏咨询北京计生部门，非婚生子，孩子若想取得北京户口根本没有可能。
回贵州办理，当地计生部门也不肯给飞飞落户，“你都不在贵州，我们知道孩子是哪儿来的？”一句话把乔敏噎了回来。
于军也曾打匿名电话咨询计生部门。电话那头说，婚外生育是违法的，给孩子上户口要先缴罚款，几万块。
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住在海淀实验小学旁边，没多远就是首都师范大学，属于典型的“黄金学区”，她清楚地知道，只需户口本上的一页纸，女儿的人生“至少不会差到哪里去”。
那是在5年前，于军刚刚生产完，因生产全部自费，她手边没有余钱。“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她想，休养好身体再想办法。
却没想到，要完成这一纸证明，需要重重阻隔，寻找孩子的生父，成了她过不去的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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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外的“真空”
“在我国，受制于传统观念和计生政策，这一群体一直在主流视线之外。”杨菊华认为。
杨菊华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在她看来，目前青少年普遍早熟，而青年选择婚姻的年限却一再延后，这意味着从成熟之后到进入婚姻之前，有一段超过10年的真空期。
“我国的生育关怀、服务，大多是针对婚后女性开展的。这样一来，这10多年的真空期伴随着人们性观念的开放，未婚妈妈的产生和扩大成为必然。”杨菊华介绍，在西方社会，女性有选择未婚生育的权利，她们当中特别困难的，政府和民间组织会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
“是时候好好审视这个群体了。女性生育权既不应该成为婚姻的附庸，也不应该被滥用引发生而不养等社会问题。”杨菊华说，不管是政策制定还是学术领域，对未婚生育现象的关注目前都不多。
有专家建议，希望那些准未婚妈妈能冷静理性，不要冲动，要多为孩子想想。现实的困境是：仅靠妈妈一人的经济支撑，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对孩子未来健全人格的形成亦有风险，孩子将来与社会的融合度，也得不到保障。
人群中有多少乔敏和于军？如何认定未婚生育行为？从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角度，如何保障这个群体特困者的利益？
上述问题，新京报记者多次联系国家卫计委等多个部门，截至发稿，未得到上述部门回应。
多个部门相关人士回复称，受制于统计手段和传统观念，关于未婚生育的数目，目前并无权威统计。

该人士称，从孩子的成长教育及社会的接纳程度，未婚生育不应提倡。但法律上同时规定，婚生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道德评价不应该僭越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社会应对这一群体正视和宽容。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应该正视未婚生育可能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做好重点群体的教育、引导、帮扶工作。
在北京地区，某区计生委人员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官方目前并没有专门对这一群体的统计，只是笼统地将她们算为超生人员。就该区而言，未婚妈妈占到总超生人口的5%到8%，每年有10到20个人的规模。
这其中并不包括乔敏这样的流动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