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发表于 2024-5-30 16:42:45
|
显示全部楼层
不止在一两篇文章中看到，说包括滦南、唐海等在内的老滦州区域内的家谱里，都有祖先迁自山西山后陆州的说法，不少所谓的文化学者也参与其中，旁征博引，让我们这些文化肤浅的人摸不着根底。经过专家们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山后的“山”是指中条山，理由是山西境内只有中条山是东西走向，其他都是南北走向。同时分析，陆州不是实指叫做“陆州”的地名，而是汉语“六”的大写“陆”，也就是六州。我查阅了相关资料，这个解释最早出处是1986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唐山市地名志办公室编辑的《唐山市地名志.18页》，唐山地区明初移民“多来自山西潞州（也说山后陆州，当指今山西晋东南一带）”，不过这个说法还有点模糊。对山西山后陆州，做出最具体解释，又被当地人视为圭臬的，出自1998年12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张哲明主编的《滦南民间剪纸.5页》，山西山后六州为山西平阳府的蒲州、解州、绛州、霍州、吉州、隰州这六个州，理由是因为这六个州，在中条山的山后，所以叫做山后六州。咋一听，似乎很有道理。但细一分析，明显的漏洞百出。
第一，一般常识，有人问，你是哪里人？我不回答是唐山地区的，而是回答说是河北秦唐沧的，或者说我是陡河十县的。这种回答，不是神经有毛病，也是太不靠谱之人；
第二，查《明史》、《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有人汇总，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约50年的时间里一共有18次移民记录，其中洪武10次，永乐8次。滦南、唐海一代移民后裔虽然说不准祖先从哪里迁来的，但迁徙时间几乎一致，明朝永乐二年。看《明史.成祖本纪》卷六:“(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再看《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一：“(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这些记载，可都是正史，绝非戏说。数学基本功再差，这是两府、五州，怎么也数不出六州啊。如果像有的专家所言，六州是特指平阳府的蒲、解、绛、霍、吉、隰六个州，当时同时迁出的移民还有太原府呢。太原府辖6州，即：平定州、忻州、代州、岢岚州、永宁州和保德州。另外还有泽、潞、辽、汾、沁五州呢，这样算的话，一共是17个州才对啊。如果还要强词夺理，说这六州指的是中条山后六州，难道太原府的六州没有在中条山北侧吗？这种解释明显牵强。由此可知，说山后六州为山西中条山的山后六州，应该是没有任何证据的一个伪命题。
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山后六州。有的话，在哪里？历史上的山后六州，要从石敬瑭（后晋高祖）将燕云十六州作为礼物送给契丹说起，从公元936年后，冀东地区便长时间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到了1368，朱元璋麾下大将徐达拿下大都（今北京）, 常遇春拿下大同 燕云十六州才又回到中原怀抱，这就是历史上中原人心里隐藏的432年的痛。但是，到了元朝末年，十六州几经变更，（燕山）山后只剩下了六州，分别是云州（今山西大同）, 朔州（今山西朔州）, 应州（今山西应县）, 蔚州（今河北蔚县）, 归化州(今河北宣化), 保安州（今河北涿鹿）,这就是史书上的“山后六州”。
这个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山后六州有过移民史吗？《明史》记载得很清楚。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初, 徐达攻下大都，便坐镇于此，开始操练兵马, 以备游牧民族的再次攻打。他深切地感到大都由于多年战乱和自然灾害影响，造成人口急剧减少, 于是给朱元璋上书, 请求将“山后六州之民迁入北平”，这正中朱元璋下怀。从汉朝以后，对待少数民族的办法，就是和亲，包括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和藩，都是这种理念的产物。朱元璋是另一种思路，就是通过移民方式，瓦解与其对立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力量，使其不能再形成集团势力。朱元璋批准了徐达的提议, 从洪武四年起，陆续从山后向以北平为中心的内地移民，其中当年强行迁徙了两批。
第一批为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三月，以“山后边民，密迩虏境，虽已招降来归，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遂移其户万七千二百七十四，口九万三千八百七十八”，迁徙到北平各州县屯戍（《明太祖实录.卷六二》）；
第二批紧随其后，六月，计“三万五千八百户，十九万七千二十七人，散处卫府,籍为军者给以粮，籍为民者给以耕（《明太祖实录.卷六六》）”。
尔后，又有几批山后移民分别迁入:
洪武六年，燕山卫指挥使朱杲奏：“近领兵于山后宜兴、锦州等处，搜获故元溃散军民九百余户，.....隶北平为民。”（《明太祖实录.卷八十》）
以后，又分别于洪武七年、十年、十二年、十四年等山后降民，“自沙漠来归”。
这么多“山后六州”移民，分期分批迁入北平，大大充实了这里的人口。而明初的北平，一般是泛指北平行中书省，只有北平府的称谓才实指北平。北平行中书省所辖区域包括北平府及其相邻的真定府、保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河间府和永平府，即所谓的北平八府，所以实北平的移民是包括永平府在内的，这就是历史上的“山后六州”移民。
清《光绪乐亭县志》，是那个时代编纂比较好的一部地方志乘，其中收录了清朝出了很多高官的栗家湾头李家，记录其先祖于明初从山后六州迁来乐亭。最出名的是十世李兰，李兰去世后，他的墓碑是请经筵讲官、礼部尚书兼《四库全书》总裁曹秀先撰写的，碑文全文收录在《乐亭县志》中：“安徽布政使李公西园先生，卒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五。......公讳兰，字汀倩号西园，籍直隶永平府乐亭县。其先山后六州人，自受宗公（明初人）迁乐，世有隐德，根蟠枝蔚，迄公已十世矣。”这些历史记录，足可以说明明初洪武年间，山后六州移民是真实存在的，但移民对象主要来自于山西大同及其周边地区，包括山西雁北地区、河北张家口地区、内蒙呼和浩特地区、锡林郭勒地区等，不过，这与山西大槐树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在唐山一带，明朝移民后裔中，广泛传播祖先迁自山西山后六州呢？这是混淆了历史知识和地理界限。实际上是把永乐二年山西移民，与山后六州移民联系起来，口口相传，不少家谱再修时，便把这两次毫不相关的移民搅合在一起。唐山一带家谱中最早提到“山后六州”说法的是，民国二十六年，丰润郑氏重修家谱时，郑清晨做的序。当时郑清晨供职于山东营业税局，说明到了民国时代，山后六州之说已经广泛传播。郑清晨的序文：“吾始祖唐隆公，闻自前明成祖永乐二年，由山后六州大枣林庄，北迁卜居燕冀。”对山后六州的说法，他也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惟山后六州，则未信其为何地。《明史.地理志》，述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于独石口，说者谓开平返迁，则守卫薄不足以镇伏山后诸部，是山后当在恒常太行五台以北也。”而将山后六州归结为山西山后的始作俑者应为《滦南县地名志》，书中收录了561个村子，就有359个自然村考证为“明朝永乐二年，由山西山后六州迁来”。从因特网上查滦南的好多村名，都有这个特点。看两个例子：“北连北店村，位于宋道口镇政府东南6.2公里处。有394户，1223口人。主要姓氏有李、田、宋。据据《滦县志》载，明永乐二年属滦州连清社。由山西山后陆州移民迁此立村于去乐亭大路之北，路旁有旅店，故名北店。后乐亭县烧纸庄失火连到北店，故改名连北店，后行政划分为北连北店”；“任各庄村，据《滦县志》载，明永乐二年属滦州长港社，先祖王一道由山西山后陆州迁至此地安家落户。他的弟弟也来这里投奔哥哥，为纪念兄弟团聚，取村名认哥庄，后谐音任各庄。后因行政划分，此村在东，取名任各庄东村”。关于社和屯，史书记述很清楚，是明朝永乐二年，奉诏编户时开始使用的基层行政单位，“土民编社，移民编屯”，这是所有地方志都有的记载。也就是说，永乐二年以前的村庄统一编社，永乐二年以后的统一编屯。上面的描述文字，很清楚地显示这两个村庄，分别属于连清社和长港社所辖，就是都应该属于永乐二年以前建的村子。我国著名的移民史专家曹树基，在他《中国移民史》一书中特别指出：“永乐年间，社屯编制是非常规范的。”所以，“社”下的村庄，一定是永乐二年以前建的村庄，既然明确列于“社”之下，说明这些村庄绝不是永乐二年的移民。历代地方志乘的记载，土著四十一社，移民二十六屯，土著远远多于移民村。所以《滦南地名志》把好多本属于“社”下的村庄都列为永乐二年移民，显然是缺乏根据的。而且把每个村庄的来源都生生地安在《滦州志》上，介绍每一个村名时，都先说上一句来自于《滦州志》或《滦县志》云云，这就给人们造成了错觉，似乎说那些村庄都建自永乐二年，是《滦州志》早就有记载的，其实只不过是移花接木而已。，任何一部《滦州志》都不是这样记载的。 |
|
